【同志文學史,歐陽子和白先勇的女女情仇】 | 她們的那些事 | 幸愛小編

雖然這一章從一九六○年代末期的文本下手,但「女同性戀」在七○年代之前並沒有缺席。例如,前一章已經指出,楊千鶴於四○年代〈花開時節〉採用女子中學畢業生的觀點質疑男女婚配制度,也讓人感覺到女同性戀的主體效果。

「女同性戀」可能被當成「笑話」。林芳玫指出,早在一九六五年,當紅的文化明星李敖就炮轟瓊瑤第一部小說《窗外》,宣稱《窗外》是「女同性戀小說」(原文如此):他認為此書與其說寫了男女主人翁之間的戀愛,還不如說寫了女主人翁和女同學間的親密情感28。李敖藉著將《窗外》的異性戀比擬為女同性戀,來諷刺瓊瑤。李敖早於一九六五年就「知道」消遣「女同性戀」一詞。消遣同性戀是否等同欺負同性戀,還有待討論。一九七五年,朱天心的少作〈方舟上的日子〉也消遣了同性戀。小說中,急於交女友的少男看著同性友人的健美胸膛,竟然看痴了,伸出手指在對方胸上塗寫。結果對方抗議:「小子,讓人看了還以為咱們在鬧homo呢!」被抗議的少年將自己的突發行為歸咎給「潛意識,佛洛伊德」。

戰前作家楊千鶴和戰後作家瓊瑤都讓人朦朧想像了若有似無的女同性戀。在楊千鶴和瓊瑤之後,一九六○年代尾聲的歐陽子小說〈素珍表姐〉、白先勇作品〈孤戀花〉、郭良蕙《早熟》則讓人感受到更強烈的女同性戀主體效果。〈素珍表姐〉中,主人翁理惠對於她的表姐(素珍)又愛又恨,執意跟表姐搶「女友」、「男友」。〈孤戀花〉中,主人翁是酒店小姐,年老之後成為酒店經理,被男客稱為「總司令」。這些文本提及的種種女性,經濟地位相差懸殊。歐陽子的〈素珍表姐〉中,女孩們上了大學,彷彿當時台灣女性受高等教育已經可以是理直氣壯的人生安排──女孩求學並不會被人阻撓,也不必為了生計而委身在任何金主之下;白先勇的〈孤戀花〉女人們恰恰相反,沒有上學的本錢,必須投入生產(而不像女學生一樣「遊手好閒、不事生產」),並且進入彼此照應的女女同居關係、以利夜夜重新投入皮肉工作。描寫女人同居的〈孤戀花〉凸顯了金錢(含同居花費)對於女女關係的必要,而女生沒有同住的〈素珍表姐〉則隱藏了金錢對於女女關係的影響(沒有同居,也就不必在乎民生支出)。

這兩篇財務狀況迥異的小說倒也有相同之處:兩者的敘事都被「在乎競爭」的意識形態所驅動。一九七○年代文學再現的經濟體系不只包括各種流動的資本,也包括講究競爭的意識形態。經濟的輸贏和情感的輸贏密切相關:只要比對再現同性情慾的六○年代文本和七○年代文本,就可以發現六○年代的角色很少為了經濟煩惱(那些痴迷美少年的老年男子並不會為了追求美妙的同性肉體而努力賺錢,或充實知識),當時的文本也很少祭出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意識形態(誰要和誰競爭?競爭項目為何?六○年代的文本還沒有祭出強調競爭的遊戲規則)。

執著「原始性慾」的一九六○年代文學和講究「競爭」的七○年代文學大不相同。〈素珍表姐〉凸「顯」女孩和女孩競爭,〈孤戀花〉「暗」示女人和男人競爭。前者的同性競爭利用「搶女友」、「搶男友」(忽而女女配、忽而女男配)作為手段,後者的女男異性競爭則以呵護女孩(女女配)作為目的。
 戰後台灣文學裡女學生之間的曖昧,至少要上溯到〈素珍表姐〉。表姐和理惠形成經濟組合,並不是因為同居,而是因為表妹藉著「跟表姐競爭」來追求慾望滿足。她們雖然不再往來,卻還是被競爭的心態牽連作伙。正如《購買親密關係》指出,親密關係(intimacy)的重點在於「在乎對方」(caring attention),所以親密關係並非只發生在夫妻之間,也會發生在醫生病人之間等等31。「在乎對方」未必行善,也可能造惡:如,寫黑函、說別人壞話等等。表姐高中時和女同學麗真要好,戲稱麗真為「太太」;主人翁理惠嫉恨兩女要好,便故意介入她們兩人之間、強要跟麗真為友,還認為她跟「太太」的「私密」友誼33,是「哲人怪癖」──我猜想,「哲人怪癖」可能是指「柏拉圖之愛」,而台灣社會長期將「柏拉圖之愛」當作「同性戀」的隱語。藉著跟表姐的「太太」在一起,表妹就好像跟表姐在一起了:「太太」是表姐的財產,也是表姐的分身。

上了大學以後,念英詩(這是累積文化資本的行為)的理惠又搶走表姐的歷史系研究生「男友」:外表、功課(文化資本)均佳的呂男,陪理惠去電影院看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的電影《驚魂記》(Psycho)(男女一起累積文化資本)。藉著與表姐的「男友」在一起,表妹就好像和表姐在一起了:「男友」是表姐的財產,也是表姐的分身。怎知表姐的正牌男友其實另有別人:資本更加雄厚的哲學系林助教。表妹雙重挫敗:她沒有取得表姐的財物,也沒有搶占表姐的分身。

先前說過,想像男同性戀「者」,和想像女女「組合」,是兩回事。同樣出自歐陽子之手的〈最後一堂課〉和〈素珍表姐〉正好可以證明這兩種想像的差異。〈最後一堂課〉36凸顯了身為性慾主體的男老師:被不主流性慾(成年男子憐愛男童)所定義的他,一方面將性衝動由體內彈射到體外(說錯話洩露他過度關心男學生)、另一方面將性衝動由體內壓抑到體內更深處(他不斷提醒自己控管個人言行)。〈最後一堂課〉凸顯了性慾主體(單一個人),卻「不凸顯」配對(兩個人):男老師與男學生之間頂多只有師生禮貌互動。這種男男互動和〈素珍表姐〉再現的女女親密形成強烈對比。這個女孩競爭的故事凸顯了三種組合/關係(表姐和表妹、表姐和「太太」、表妹和「太太」),卻不凸顯性慾:三種女女組合中都沒有性慾的爆發,也沒有性慾的壓抑。重關係而不重性慾的表妹主人翁,與重性慾不重關係的男老師,是完全不同體質的兩種慾望主體。

一九六○年代末、七○年代初,再現女女親密關係和再現男同性戀者是兩回事,差別並不只在於性別,也更在「想像主體的方式」。當時的文學中並沒有只在乎性慾而不在乎配對的女同性戀者,同時也沒有只在乎配對卻看淡性慾的男同性戀者。說得更直接明白一點,同志文學的讀者不應該期待六○年代末、七○年代初的本土文學展現「可以證明女同性戀存在著、發生了」的情慾描述,因為這種期待謬誤地將女同性戀想像成、化約成「男同性戀的女性版」。這種謬誤的期待可以說是建立在「男同性戀本位主義」上面,忽略了女同性戀自己另有邏輯。「男同性戀本位主義」的思維是這樣的:男的同性戀做了什麼,女的同性戀就該比照辦理;女的同性戀做了什麼,男的同性戀卻沒必要比照辦理。
  白先勇的一九六○年代短篇小說寫了男畫家欣賞裸體少年的勃起、一群男子在新公園欣賞打赤膊的原住民男子跳舞。但是,一九六○年代末、一九七○年代初的女同性戀並不會像男同性戀一樣,在文學中做同樣的事。當時文學並不會出現「女畫家欣賞裸體少女」、「一群女子在公開場所欣賞打赤膊的女孩跳舞」。
不強調性慾衝動的〈素珍表姐〉,看起來簡樸(沒有肉慾畫面);強調性慾衝動(尤其是男人對女人的性慾)的〈孤戀花〉,展示華麗(而絕不簡樸)的夜生活場面。恐怕正因為兩篇色相大為不同,白先勇序沒有提及〈素珍表姐〉的女女關係,而歐陽子卻對〈孤戀花〉的女女關係大作文章。
〈孤戀花〉主人翁「總司令」和兩位苦命酒女各自締結的配對,對男性大開門戶──只有不斷和男人進行(異性戀的)性交易,女人才能帶錢回家、維繫(非異性戀的)經濟組合。她們投入異性戀性產業的生產,才能夠進行女女之家的再生產(指「維持、延續」);同時,女女配對療癒了酒女之後,也就讓她們養足力氣、一再投入異性戀性產業的生產線,或可說是投入「異性戀的再生產」。標舉女女經濟配對的〈孤戀花〉其實描寫了異性戀性產業和女女經濟配對的分工合作;若要說這篇小說純粹展現女同性戀(這就忽視了酒女上班時和男客的交易),或說它展現異性戀而非同性戀(這就忽視了酒女下班回家的生活),都簡化這篇小說的繁複訊息。

最早指出白先勇作品展現「同性戀」(而且動用「同性戀」這個具有科學意味、暗示「準確診斷」的詞)的評論家之一,就是歐陽子,比李敖說瓊瑤小說有「女同性戀」略晚一點。歐陽子則在《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與索隱》中指認〈孤戀花〉中有女同性戀38。我肯定歐陽子坦然討論女同性戀的開明態度,但也同時質疑她對女同性戀的認知:她想像,女同性戀者用男人對待女人的方式來對待其他女人。但我想要提醒,在同一時期的楊青矗著名小說〈在室男〉中,主人翁酒家女,綽號「大目仔」39,積極調戲一個年輕男性工人,綽號「有酒窩的」40。我認為,〈孤戀花〉和〈在室男〉在同一個歷史時刻各自想像了底層女性的創意:在一個男女勞動力都脫離原生家庭的年代,賺有小錢的底層女子可以「有創意地」(即,背離傳統模式地)嘗試她想要的親密關係,不論對方是男是女。與其說酒家女們男性化、她們的對象女性化,不如說酒家女們採取主動、她們的對象被動。主動未必就是男性化,被動未必就是女性化。

歐陽子有意無意地預設了立場:這個立場就是先前說過的、法邊所批判的「視覺至上主義」。歐陽子找出三種認定「總司令」就是同性戀者的證據:一、歐陽子認為「總司令」這個名號顯示主人翁男性化。我卻認為,「總司令」和「總經理」、「董事長」、「老佛爺」(慈禧)等詞語一樣,標識了權力位階,而非性別屬性。「總司令」和酒女們的關係,與其說類同男性和女性的關係,不如說更像女性工頭(處於上位)和女工人(處於下位)的關係。二、歐陽子認為,總司令嘴裡說討厭男人,就等於她喜歡女人。這種詮釋也出於非男即女的非黑即白邏輯,忽略了討厭男人和喜歡女人的這兩端中間存有一大片灰色地帶。三、總司令照料五寶、娟娟的體貼,也被歐陽子視為女同性戀的行為。以上三點顯示,歐陽子將女同性戀者類比為愛好女體的好色男性。歐陽子並沒有信奉我剛才提及的「男同性戀本位主義」,卻信奉了比「男同性戀本位主義」更要老派的「(異性戀)男性本位主義」:(異性戀)男人怎樣展現情慾,女同性戀(被當作模仿異性戀男人的女人)也就要比照辦理。若堅持要在〈孤戀花〉中「去歷史化地」辨識類似男女關係或T婆關係的「女同性戀」,就嚴重縮減了「女同性戀」的多元可能:「女同性戀」不一定套用男性化配對女性化的模式。

〈孤戀花〉中,愛女人的女人不必像男人;事實上,整篇〈孤戀花〉都在強調男女關係和女女關係是相反的:男女關係幾乎都在糟蹋女體,而女女關係總是在撫慰、修補、安頓女體;男女關係是不計成本的(彷彿女人不值錢、用過就能丟開),而女女關係則建立在經濟基礎上(女人就是金錢、女人在乎金錢;文本中總司令對於金錢的掛念絕不下於對女體的眷戀)。文本只寫出男女之間(粗暴男客與小酒女之間、獸性父親與親生女兒之間)的性(而且是性暴力),卻沒寫出女女之間的性。既然文本明確寫出男人和女人的對比,那麼細心照顧女人的總司令在文本之中當然不像男人,而是男人的對手:她在呵護女孩、財務管理、生涯規畫等等方面,都與男人們的做法截然不同。
〈素珍表姐〉中姊妹翻臉,〈孤戀花〉中女女同居。但乍看倡分、倡合的文本都一概展現了「競爭邏輯」對於「女同性戀」的貢獻:女女競爭證明女孩很在乎/很親近另一個女孩,而女男競爭(男客搶著虐待小酒女,而老酒女搶著善待小酒女)促成女女作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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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同志文學史》一書,由聯經出版社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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